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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军旅报告文学一瞥

1999-09-2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朱向前 我有话说

如所周知,所谓军旅报告文学,在当代前17年中,只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一些通讯、回忆录、纪实类文字。它真正独立发展是在新时期以后的事情,严格说来,它是新时期的产物。

传诵一时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常常被看作是战地通讯,被纳入新闻的范畴,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完全符合通讯的要求,具有完备的新闻要素。但是将其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作也毫不勉强,因为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严格的楚河汉界。更何况,魏巍是一位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成熟作家,他在“通讯”中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更多的艺术笔法,倾注了更浓的个人情感。事件的真实性使它像通讯,而表述的文学性又使它成了散文。这是一个“混血儿”,杂交的优势是它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重要因素。它成功地开启了前17年纪实类军旅散文(或曰报告文学)的先河。在这条河道上奔涌前进的还有刘白羽的中篇纪实散文(报告文学)《龙烟村纪事》、《万炮震金门》以及《志愿军一日》、《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大型回忆性丛书。以个人角度的散文笔法记录下战斗历程而成为散文佳构的作家还有巴金、丁玲、孙犁、吴伯萧、碧野、柯灵、杨朔、艾煊、黄秋耘、菡子、刘真、冯牧、方纪、白桦、叶楠、彭荆风、吴有恒等等。而巴金的《会见彭德怀司令员》、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萧的《歌声里的回忆》等等则是其中艺术性较高、影响较大的上乘之作。这一路散文发展到新时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题材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闻性和纪实性而从散文家族中彻底独立出去,蔚成报告文学一大国,又别有一番洞天。

新时期军旅报告文学最早的练兵在1979年的南部战场。硝烟甫散,一批军内外作家拍马赶到,一批急就章很快出炉。《从悬崖到坦途》(雷铎)、《战士通过雷区》(张天民)、《将门虎子》(李存葆)等不少获“自卫还击战征文奖”的作品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仍然尚未脱出前17年通讯或纪实散文的套路,报告文学所不可或缺的理性力量也尚未充分显示出来,报告文学的文体也还处在生长与成熟之中。

还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催发了报告文学的飞速而健康的成长。80年代初,军队一大批新闻工作者长期练就的政治敏锐性、思想概括力、深入细致的采访手段和倚马千言的笔头功夫刹那间获得了用武之地。从事记者或新闻干事工作的李延国、袁厚春、钱钢、刘亚洲、江永红、徐志耕们集束手榴般地连续抛出了《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河那边升起一颗星》、《省委第一书记》、《百万大裁军》、《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中国体育界》、《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等一大批新颖厚重之作,并且多以弄潮儿的姿态,立于时代潮头之上,快速犀利地反映现实,歌颂改革,因而在全国评奖中频频夺魁,差不多和同时期的军旅小说打了一个平手,充分表现了文学尖兵的优势和作用。

到了80年代中期,形势为之一变,不少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从步履匆匆紧随时代大潮到伫足沉思潜入深水作业,从赶时效抢新闻到回眸历史,挖掘“雪藏新闻”,取材的价值定位从尖兵撤到了殿军。钱钢先是写了“唐山十年祭”的《唐山大地震》,继而又写了“中国海军百年祭”的《海葬》,一步一回头,不断后撤,走向了历史深处。同样,何晓鲁从《陈毅元帅》前伸到《江西苏区悲喜录》,徐志耕、程童一们也从《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回溯到了5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和100年前上海的《开埠》。这种选择,淡化了报告文学的新闻色彩,却深化了历史底蕴,强化了文化含量,这种思路,将军旅报告文学引向了一座浩瀚深邃的富矿。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迁延到90年代,由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分别陆续组织推出的大型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国解放战争纪实丛书》,多达近百卷,参与作家数十人,前后经营十几年,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也收获了《淮海之战》、《历史,在北平拐弯》、《上海:1949》、《鏖兵西北》、《白太阳,红太阳》、《恸问苍冥》、《白山黑水》、《东方大审判》等一批力作,在图书市场上掀起了一浪一浪的军旅文学热潮。

进入90年代,随着李延国、钱钢、江永红、袁厚春、尹卫星、李荃、何晓鲁、铁竹伟、徐志耕、曾凡华、张正隆、郝中术、杨景民、罗来勇、马继红、刘业勇、刘恒志等人或转业或改行,日渐淡出风云际会的报告文学界之后,又有李鸣生、徐剑、燕燕、沈卫平、孙晶岩、何况等一批新人后来居上,他们和持续跋涉的前行者一道,再造了军旅报告文学的辉煌。其中除了邢军纪、曹岩、江宛柳等少数作家依然保持“尖兵”形象,以敏捷的心灵和身手感应时代的脉搏,快速反映军内外的改革风云和现实生活,写出了《商战在郑州》、《锦州之恋》、《大沉浮》、《北中国的太阳》、《没有掌声的征途》等力作之外,更多的人则沉思于历史,在题材定位上充当“殿军”。但是相比于80年代,却有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各自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或生活根据地。李鸣生相继奉献了回顾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飞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澳星风险发射》“航天三部曲”,并以此开启了“航天文学”先河;后起者徐剑则以《大国长剑》、《鸟瞰地球》为导弹部队树碑立传;王宗仁情系青藏高原,推出了《日出昆仑》等“青藏线系列”,黄传会则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乡村教师》、《贫困八千万》为“希望工程”歌功颂德。此外,金辉另辟蹊径,注重题材的地域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内涵,三走西藏历险探幽,以一部新颖别致的《西藏墨脱的诱惑》引起学界兴趣,显示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超越军旅,超越现实,走向更加开阔深远的创作时空的新的可能性,预示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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